平心而论，徐温送礼的手法多少有些变了味，但出发点不但不能说小气，反而体现出一种相当超前的经营意识。政府以赠款方式推销本土物产，还达到了联络友情的目的，本是一举两得，只可惜这种套路在中世纪的西方或许行得通，却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徐温思想务实，事事盘算，反倒弄巧成拙，最后犯了文化人的大忌。好在这场风波并未对杨吴和吴越的关系带来太大影响，但钱镠很清楚，与徐温做做生意可以，想借他的地盘去中原与梁朝取得联系，则是万万不行。而事奉朝廷是吴越的立国大计，要想稳妥，还是只能硬着头皮走海路。钱镠无奈，从此“始自海道出登、莱，抵大梁”，在波滔风浪中驾帆摸索。好在越人拥有优秀的航海天赋，久而久之，在海上巅跋多了，学费交多了，经验慢慢也就丰富了。海上交通渐渐成熟起来，吴越最终因祸得福，打开了一条广阔的蓝色大道。不仅政治联系更紧密，和中原的贸易也越做越红火，“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后来，吴越干脆在山东的青州等沿海城市直接开场子做买卖，也学着湖南的样办起了回图务。而且范围更广，“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并“厚取民利”，攫取了惊人的收益。由于吴越一向同朝廷关系铁，财宝送得顶多，渐渐的，回图务也开始放肆起来，对于欠了货债的中原百姓，竟敢无视当地法制，“自置刑禁”，明目张胆的捉拿和追捕，关在回图务的监狱里。其霸道专横，目无王法，俨如晚清时代的外国租界。可是当地州县官员都收了吴越的重贿，视若无睹，害得百姓求告无门。后来有个叫刘铢的节度使实在看不惯，准备加以干预，没想到朝廷贪图吴越的金银财宝，反怪刘铢碍事，将他一调了事。吴越的贸易链从此北锁中原，南达闽粤，还时常泛海跑到朝鲜和日本去做生意。杭州的商贸热闹非凡，稳居江南第一大都市的宝座。史载吴越王钱镠曾游碧浪亭，这里水路直通大海，当时只见风起云涌，大潮起伏，水面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极为壮观，大喜道：“吴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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