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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