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铭同志：三月二十八日来信及本月五日来信均悉，二十八日信收到后刚碰上一些事情，（将来可面谈），又因信中所问各点，（如《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成份问题，不该我来回答），所以且搁一下，至于我说的“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我因事奔丧回乌镇一次，《林》、《春蚕》、《当票前》即此时所写，那是当时写文时的“托”词；回家奔丧（祖母撤灵），乃二十年代事，《林》、《春蚕》等写作时，我已无回乌镇之自由。这些短篇①是凭我在上海定居（那是在进商务后的第三年）前期过去所见所闻而写的。《春蚕》是因我祖母喜养蚕，（那是我未进中学），亲身所体验而写的。抗战时（大概在重庆），我写过一篇《我怎样写〈春蚕〉》（那时被逼写的，因为要支持当时的一刊物《青年知识》）。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一个月刊《文萃》（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刊行）转载了《青年知识》这篇

①叶子铭注（下同）：后来经韦韬同志帮助沈老回忆，确认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沈老一家回过老家乌镇奔丧，时间约一个多星期。

文章。至于《文萃》何人编辑，该刊不载，看它内容，一大半是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昆明、成都所出报刊上登过的文字，内容庞杂。我早已忘记有这《文萃》，新近有人拿来给我看，才知道我写过怎样写《春蚕》。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图书馆（专藏抗战前后的一些旧报刊的特种图书馆）或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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