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百年以后，文献不足，只剩得若干断烂朝报，那时的学者来研究我们这时代，将有怎样的感想？

大概不外下列两派罢：尽信书者自然觉得“这一个可敬的时代”，除了少数“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顽不灵，就是蠢如鹿；怀疑论（或疑古）者，也许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有夸大狂者，有低能儿，有白痴，——自然也有人工的哑子。

这当然是说笑话罢哩，事实上，可征的文献不至于散佚毁灭到那样的地步，百年以后——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学者一定能够正确地为我们这时代画一副真实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们同时代的人，只要见闻有所拘囿，倒会越看越糊涂，结果便会觉得在“尽信书”与怀疑论二者之间是起难自处的了。

对于现实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对于将来也不会失却信心；可是苦闷大概是难免的罢，这苦闷之味倘有成语可资描绘，我以为可用“啼笑皆非”这四个字。

不用多拉扯，我们只谈谈出版现象之一，——文艺书籍的供求情况。

文艺之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这在今日是没有人反对的了，至少公开的反对是不大听见了。一方面，摆起俨然的嘴脸，申斥着文艺作家之未能善尽厥职，把社会的人心麻痹的责任归之于文艺作家，这样的论调，也听得过了。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却正式给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励着它们的滋长，而“不合抗战要求”的鞭笞，却常常落在那些绝不会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来一下刺激的作品的头上，——这样的事，实在也见过不少。所谓“写作的自由”，就表现在这样的天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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