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已经停印了好几年，这是由于我的要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部书本来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初（一九四二年）迫于经济不得不将这一部分先出版，现在就应当暂时停印，等待全书脱稿然后一总再印。但是惭愧得很，荏苒数年，没有续写一字，——而且自审精力和时间都未必有可能照原来计划中的规模把它写完成了。那么，在出版社要求出文集的当儿，姑且把它编进去罢。

趁此机会，打算解释一下这部书何以题了这样一个好像和内容不发生关系的名儿。因为这是有些读者曾经来信问过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下一年春天，我到了桂林。我的家很简单，夫妇二人而已，然而也找不到安顿的地方。在旅馆住了半个月，总算找到了一间小房，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但是，也还是朋友们情让的。这是一所大楼房的一间下房，大楼房住着三、四家，都在楼上，只我一家住在楼下，我这小房虽然奇小，我倒也觉得够用。方桌上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就在这些瓶瓶罐罐的旁边，我写了《劫后拾遗》，又写了几十篇杂文，亦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我的小房外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院子）。每天在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的同时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交相应和；因为楼上的是站着发议论，而楼下的是坐着骂山门，这就叫我想起了唐朝的坐部伎和立部伎，而戏称之为“两部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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