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的庐州军政分府却不是这样。从一开始他就撇开了清廷旧政权，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故李相国享堂建立起了以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权。王亚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和那些顶戴花翎的王朝文武官员和历来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豪强大户们谈团结，搞什么“咸与维新”。他憎恨他们，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异类。“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跟那些大人先生们天生没有共同语言。他有一种不怕孤立的无畏精神。他对革命党人依靠地方旧势力极不以为然。所以，他在筹措经费上就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的革命方法，查封李府仓房、当铺、钱庄、商号。

起先，王亚樵的政权只是在东乡、北乡一带活动。后来，当他动员回乡民团，组织农民武装，势力日益强大并向城区发展的时候，孙万乘的军政分府便不能不警觉了。

当时，设于城内大书院的庐州军政分府已经初具规模。孙万乘任军政分府司令。旧知县李维源摇身一变，做了军政分府民政部长，照旧盘踞在他的县署衙门内。旧军官季光恩任革命军标统，袁斗枢为协统，分掌军事大权。合肥的光复，的确是在一种和平、文明的气氛中完成的。有一位外国传教士评论辛亥革命时说：“中国各处光复秩序紊乱，唯苏州程雪楼、庐州孙品骖两处，善维持地方，最为文明。”但实践证明，“最文明”的革命，必然是最不彻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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