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一亩六分地、一张犁、一架耧、一头牛，加入了人民公社。当我把你从牛棚里牵出来时，院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群头戴着灰色仿军帽的半大孩子，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截了信子的鞭炮。莫言误把没截信的鞭炮抢在手里，一声响亮，虎口震裂，龇牙咧嘴，活该活该。我幼时被鞭炮炸破手指，爹用面糊为我治疗的情景蓦然涌上心头。我回头望了一眼爹，心中颇为不忍。爹坐在那堆铡碎的谷草里，眼前摆着那根弯曲的绳子。我忧心忡忡地说：

“爹，您千万要想开啊……”

爹对着我，厌烦地挥了两下手。我走进阳光中，把爹留在黑暗里。互助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挂在我的胸前，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她的脸上散发着“葵花”牌雪花膏的香气。合作把一朵同样大的纸花挂在半截牛角上。牛摆了一下头，纸花被甩落在地。合作夸张地尖叫一声：

“牛要抵人啦!”

她转身就跑，扑进我哥的怀里。我哥冷着脸将她推开，径直走到牛前，拍拍它的脑门，摸摸那根完好的角，又摸摸那根半截的角。

“牛啊，你走上光明大道了，”我哥说，“欢迎你!”

我看到牛眼里光芒一闪，似乎是火焰，但其实是泪花。我爹的牛，犹如被拔光了胡须的老虎，威风尽失，温顺如猫了。

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我哥的红卫兵组织，并在《红灯记》中扮演了王连举。每当李玉和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你这个叛徒”时，我马上就会联想到爹对我的斥责。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入社，是对爹的背叛。我非常担心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但爹没有悬梁也没有跳河，他从那间屋子里搬出，睡在了牛棚里。他在牛棚的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用一个钢盔权充铁锅。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牛拉犁耕田，他就用镢头刨地。一个人无法使用那辆独轮车往地里运粪，他就用扁担箩筐搬运。没有耧播种，他就用小镢刨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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