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伍奢之信的最后四个字“书到速速”也迅即映入了伍子胥的眼帘。父亲的催促令人生疑。以父亲一贯的淡定，即便是面对天大的喜事，他是不会流露出急若星火的心态的。而信中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如果儿子们迟到了，就会获罪。那么，这所谓的封赐就更为可疑类。如果楚平王真心实意要痛改前非，为什么连这一点耐心都没有呢？

这样一想，伍子胥就发觉了鄢将师的险恶用心。所以，鄢将师的害人之心，最终反而成了救人之举。实际上，他和楚平王一开始就做错了。如果他们只是说赦免伍奢之罪，传令二子来见，根本不提什么封赐，伍尚伍员出于父子亲情，一定会像飞蛾扑火般直奔郢都而去的。但是，在“透明度错觉”和“过度合理化效应”的作用下，他们露出了可疑的马脚。

伍尚见兄弟说得坚决，不由将信将疑，说：“兄弟，你这可能是自己臆测的吧。父亲一生从不说谎，现在有父亲的亲笔信为证，如果万一是真的，我们可就要承担不孝的罪名了。”

子对父的“孝”和臣对君的“忠”一样，都是当时社会最为基本的行为规范，极具权威的效力。伍尚绝不敢轻易加以违背。

伍子胥智力过人，他久居君子之家，自然比较了解父兄的思维定势。他知道，如果不拿出个好办法，是很难说服兄长不去自投罗网的。

那么，伍子胥会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抗“孝道”这个威力巨大的社会规范呢？这兄弟俩到底谁能说服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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