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嘛，历史并不随某一肉身之死而结束。但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进步、繁荣、公正？那只能是阶段性的安慰，其后，同样的问题并不稍有减轻。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条永无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说，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惟以审美标准来评价，才不至陷于荒诞。

基督信仰的弱项，在于黑夜的匮乏。爱，成功应对了生之苦难。但是死呢？虚无的威胁呢？无论多么成功的生，最终都要撞见死，何以应对呢？莫非人类一切美好情怀、伟大创造、和谐社会以及一切辉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沦为一场荒诞不成？这是最大的、也是最终的问题。

据说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敌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万事空”，凭什么认为“及时行乐”不是最聪明的举措？既是最聪明的举措，难道不应该个个争先？可那样的话，谁还会顾及什么“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为了“及时行乐”而巧取豪夺他人——乃至他族与他国——之美，岂不也是顺理成章？

“但悲不见九州同”确是一种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还是靠着“家祭无忘告乃翁”，就连“王师北定中原日”也难弥补“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悲凉与荒诞。所以我还是相信，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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