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翻阅影印的甲戌本，我发现这个人不会是与脂砚斋等人同时期的批书人，而是很多年以后所作的批。整个论证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在影印的甲戌本中，找与第二十八回这条批语笔迹相同的批语。这样的批语大概有十多处，但都没有留下时间信息，不过突破口就在其中的一条。在第五回，有一段脂评（夹批）写道：“此梦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梦，又用秦氏出梦，竟不知立意何属，惟批书人知之。”针对这条脂评，有两条批语，其中一条与第二十八回的那条批语笔迹完全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作，不妨称作批语A，写道：“何处睡卧不可入梦，而必用到秦氏房中？其意我亦知之矣。”

这条批语之所以成为突破口，因为在它的左边还有一条笔迹完全不同的批语，不妨称作批语B：“我亦知之，岂独批书人”，问题就在于，A、B两条批语谁先谁后？从文字的编排上看，批语A从右到左一共有三列，第一列与第二列之间留得很宽，但到了第三列，与第二列靠得很近。从其“挤字”的形态上看，在作批语A之前，左边已经有了批语B，作批语A的人预先没有估计到批语的字数，开始写得很稀，但批到第三列的时候，由于左边被批语B挡住了，只要在批语B与批语A第二列之间狭小的空间内勉强将第三列挤了进去。

那么，批语A、B分出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对判定批语A的写作时间有什么帮助呢？在甲戌本第三回有一条批语，与此处的批语B笔迹完全相同，而这条批语留下了时间信息，其署名作“同治丙寅季冬月左绵痴道人记”。也就是说，作批语B的人是同治年间的人。刚才已经分析了，批语A所作的时间晚于批语B，那么第二十八回的那条批语所作的时间，应当晚于同治丙寅冬月。甲戌本为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定本，同治丙寅即为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否认“三位一体”观点的批语，与曹雪芹、脂砚斋等人创作、批改《红楼梦》时期相隔了上百年，也就不存在曹雪芹、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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