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毕业论文是非常有意思的，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 所谓“站墙子”，是一句湘军中的军事术语，湘军规定，每营筑一土城，临敌时，兵勇持械立于墙下，准备迎敌，并随时戒备，使敌军无法进行奇袭。和李鸿章当年在安徽办团练时只知“浪战”、“猛进”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游戏，站墙子的技术，是一种十分笨拙的战法，充其量恐怕也只能写进初级教程第一章里的第一节，仅仅靠这点本钱去应付战争，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李鸿章在安徽时，在战争方面没有什么积累，在曾国藩湘军大营里待了几年，也只有这点收获，他的军事才能，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他后来的扶摇直上完全以掌控军队为资本，最终竟然成为中国陆海军的最高指挥者，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军事方面究竟有多少造诣，因此，几乎在所有的对外争端中，都毫无例外地怯战、避战，最后那次甲午战争，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参战，但他在整个大战中的表现，除了一如既往地照例避战之外几乎一无是处，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上的布置，都体现不出一丝一毫的军事方面的素养和才能来。

然而，李鸿章在结束了“婉转随人盖九年”之后，开始时来运转的时候，按照湘军的模式创建了淮军，经过曾国藩的举荐担任了江苏巡抚，这时候的淮军，尽管大部分仍然由当年那些熟悉的安徽团练组成，无论总指挥还是将领们，依然是老班底，但却如有神助一般，开始节节胜利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么神奇的转变呢？

淮军到上海之后，和洋枪队并肩作战，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凭借远较他人雄厚的财力支持，以及紧靠中国最大口岸城市的便利，便大力购买洋枪洋炮。一些挺李的人们十分得意地说：淮军是最早实现装备现代化的军队，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薛福成也这样记载：“西洋诸国，火器精利，亘古无匹。中国初不知购习，诸军皆畏其锋，而未能得其用。李公既与洋人习，闻见渐稔，以英吉利人戈登领常胜军三千人，俾总兵程学启挟以攻战，精劲为诸军冠。又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人奥窔。而淮军各营，皆颇自练洋枪队，助军锋，所用开花大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劲且捷也。”李鸿章自己也坦承：“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支，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在拥有大批洋枪洋炮之后，原先那些不堪一击的团练，摇身一变成为劲旅，当然也就有了骄人的战绩，使李鸿章顿时有了雄踞天下的实力。

尽管在李鸿章的奏报中洋枪队的战果和作用远不如淮军彰显，但即便到了这种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跟洋枪队的实力依然是有很大差距的。淮军进入苏州之后，违背事前的承诺，将献城投降的太平军八王全部杀死。这使事前出面参与与太平军谈判并作过保证的洋将戈登非常恼怒，他认为军人违背承诺是十分可耻的事情，无法接受。于是提着枪到处寻找李鸿章，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戈登扬言：李鸿章必须辞去江苏巡抚职务，否则，他将率领洋枪队向淮军发起攻击，并将苏州城夺回后交给太平军。尽管这件事后来被李鸿章设法摆平，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但也清楚地说明，此时淮军的战斗力并不被戈登看好，3000名洋枪队便敢于向整个淮军发起进攻，并且有把握从淮军手中夺下苏州。那么，在平日里的战斗中，淮军的情况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些人在力挺李鸿章时，竭力夸耀李鸿章具有改革思想，能够采用先进武器，因此淮军才有了非凡的战斗力。其实，热兵器和冷兵器之间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不要说曾左那样的领兵之人，即使是普通的将弁、士兵，也不会不知道洋枪洋炮的利害，他们当然愿意拥有先进的武器，可洋人要通过军火贸易赚取高额利润，洋枪洋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手中没有足够的银子怎敢奢谈什么装备改革？显然，淮军的先进装备靠的不是什么思想，而是白花花的银子。那么，李鸿章在经费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待续]

日期：2010-10-27 18:35:00

[续前]

在李鸿章去上海之前，金匮知县华翼纶由上海至安庆至安庆拜见曾国藩，声称上海每月可筹银六十万两，希望他发兵援沪，这位县太爷是体制内的人物，如果敢在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面前无中生有地撒下弥天大谎，事后不仅保不住自己的顶戴，连顶戴下面之物恐怕也保不住了，因此，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接着，地方绅士钱鼎铭又前来请求援沪，也持同样说法。

曾国藩认为，“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得厘金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正是出于对这份“膏腴”的惦记，曾国藩作出决定：迅速向上海派出援兵，几番周折之后，就有了李鸿章淮军的建立。应该说，曾国藩派李鸿章赴沪，其初始目的，不过是替湘军保全上海这个饷源基地而已，开始的人选也并非李鸿章，而是曾国荃、陈士杰等人，李鸿章到上海之后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曾国藩当初的预想，于是就有了青出于蓝之类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曾国藩来说，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刚到上海的李鸿章听到了让他署理江苏巡抚的传言，便立刻告诉曾国藩：“沪中厘税，月仅二十余万。……收支大数，求师处便中声叙，以靖浮言。”

面对上海每月有六十万两进账的消息，曾国藩不可能没有想法，同时，这么丰厚的财政收入，也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垂涎，由李鸿章一人独享，当然是不合理的。李鸿章此说，实际上当头一击，先破了曾国藩的美梦，反过来，还要求曾国藩按照这样的口径去“便中声叙，以靖浮言”，打消那些希望得到上海军饷支援的人们的幻想。

那么，上海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若干年后，李鸿章的心腹幕僚薛福成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就任江苏巡抚之初，智取原上海道吴煦手中账本的故事：一天晚上，李鸿章穿着便服跨马踏月，来到吴煦的衙门，吴煦仓促出迎。李鸿章跟他说着闲话，聊了很久，突然说：“我虽然身为巡抚，但上海的税收厘金，至今还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听说阁下有简明的账本，可以借给我看看吗？”吴煦以为李鸿章不过随便翻翻，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随手拿了十几本呈上。李鸿章说：“恐怕还不止这些吧？”吴煦又拿了一些，李鸿章再要，又给了一些，一直将所有的账本都要到手之后，李鸿章说：“这些账本名目繁多，今天晚上看不出个名堂，还是让我拿回去慢慢看吧。”就让随从用黄布将它们包起来，骑马离去。吴煦完全没有防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将所有账本抄了底。

“李公阅簿籍，益知上海饷源不竭，可大有为也。”“当是时，每月税厘所入，不下五六十万金。”薛福成在这里用了“不下”二字，显然是一种比较保守的数字，它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映证此前关于上海每月厘税收入六十万两之说，并非虚言。只要将这个数字和李鸿章告诉曾国藩的每月仅二十余万两的说法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每年至少有三四百万两的差额。有人说，薛福成是曾国藩去世之后，于1875年才入李鸿章幕的，同治初年并不在其中，他的记载未必确切。这种推理恐怕不能成立：薛福成在李幕中颇受眷顾，身份不同凡响，要从其他人口中了解到以前的各种真实内幕，应该非常容易，毕竟是圈子里的“自己人”，没有向这位李鸿章身边的红人隐瞒什么的必要。如果他没有事实依据，将这个数字随意夸大，无异于给自己的恩主李鸿章栽赃，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李鸿章经过申请得到批准后，又把上海海关的收入也充做军饷，再加上他是江苏巡抚，还有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收入，这样，他手中的银子就更多了。

当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给李鸿章掌管粮台的人，名叫鲁白阳，有一天，他将自己手中的所有账本全都装上车，送到了左宗棠的军营。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但他的目的却是很明白的：这些账本中存在大量猫腻，希望左宗棠能够根据这些铁证告发李鸿章。

然而，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关系不睦，却从来不愿以这种方式去搞所谓的“政治斗争”，因此，便连人带物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从此，李鸿章将鲁白阳视作眼中钉，“衔之刺骨”。鲁白阳被安排到一个极其贫瘠的苦缺上熬了二三十年之后，花费了巨额资金，活动到了上海道的位置，自以为可以扬眉吐气了，可是还没上任，就被革了职。再后来他贫病交加，穷困潦倒，甚至连路都走不成了，雇了两个人搀扶着自己来见李鸿章，李鸿章毫不留情地将他赶了出去，那两个搀者见状，也连忙扔下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