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单位不用去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仅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奈。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也许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成都是个十分适合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待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得像罂粟花一样，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儿子打打算术牌（我本人发明的），下下军棋、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所谓的工作：读书或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暗算》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其实，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作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但奇怪的是，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有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Rx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怎么跟我泄密呢？《暗算》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电视剧的火爆，来找我论是非的人事更多，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因为找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黄依依、陈二湖式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后辈。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家庭，有的代表单位、组织；有的来感谢我，有的来指责我。感谢也好，指责也罢，我总是要接待，要见面，要解疑答问。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时老话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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