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书中所说的“朋党”问题，是北宋时期尤其是宋仁宗在位期间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朝臣间一直争论不休。皇帝害怕“朋党”的心态从来都是相通的，因为他们坚信“朋党”必然危害君权，扰乱朝政，涣散人心。而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警戒训示，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的不确切，又往往使其难以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为此，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文章《朋党论》，驳斥所谓“朋党”之说。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然，此文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那就是使得宋仁宗对“朋党”问题更加警惕和厌烦。

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赏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然而，不仅范仲淹、富弼等人因“朋党”问题而被迫离开朝廷，现在杜衍又被认定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后台而受到贬斥。可见，所谓的“朋党”问题，对政局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它不仅使许多贤人君子蒙受其害，而且成为导致“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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