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甫一结束，奥威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复是酸的》。指出：“报复”这回事，根本无法成立，因为牵涉其中严重的逻辑自我矛盾。人只有在无法报复时，才会生出报复的欲望与情绪。等到报复那刻真的来临时，报复行为不可能带来报复的快感，只会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所以说，报复必然是过时的、发馊的，是“酸的”。

这一点，金庸与奥威尔的观点是相通的。‘报复’‘复仇’是武侠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或之一），金庸笔下的复仇英雄在诛杀仇敌之时与之后，多数得不到真正的快感与安慰，只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他们的感受，是酸的，不是甜的。这是金庸小说在思想意识方面较唐传奇、旧武侠和梁羽生们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眼中的奥威尔，“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金庸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金庸的此一喟叹，我相信确乎发自内心，却并不妨碍金庸对内地的其弟其妹还有他的前妻朱枚的漠不关心。

关心人类的同时冷遇自己的亲人，除了奥威尔与金庸，还有许多人，例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有这样的特长。

2007、3

网友“凹凸天空”，曾以《笑傲》第一回为例，谈时代背景问题，转贴于此：

《笑傲》开篇：“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青石板路笔直的伸展出去，直通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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