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偏执麦家显然是个偏执狂。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天才数学家的故事，他慢慢地写了十多年。其间，祖国各项事业都在飞速发展，从没有酒吧到酒吧遍地，从没有小资到小资成堆，总之无数事物都从无到有，麦家也从没有太太到有了太太，从没有儿子到有了儿子，人事变迁，尘俗扰攘，但那个故事一直在，麦家让它年复一年地成长，成为短篇，成为中篇，再成为长篇《解密》②。英特尔的前老板格罗夫有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认为此话不对，事实是，只有变色龙才能生存。我们都是堂·璜，我们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胜利，我们丢弃、遗忘，我们是如此“年轻”，以至没有什么能把我们留在一个地方。因此，麦家才显得偏执，这不仅指他把一个故事讲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他的目光贯注于一个角度上，从不游移。Ｂ．正果麦家生活在成都。我已经十几年没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发着梦幻的气息，那是凡俗与超凡脱俗，红尘滚滚又遍地月光。在这俗世的欢愉和虚妄中，麦家出没于成都街头，他深入地想像另一个城市，想像热情而颓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我们就看见了博尔赫斯，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梦想着刀子、血、华丽的暴力，也梦想着清晰、繁复、玻璃和理性般坚脆硬朗的混乱和疯狂。博尔赫斯在遥远的中国有大批追随者，他们曾经构成近似于“乌克巴尔”的神秘群体，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他们把诡诈的叙述、对形而上学的爱好以及语言的厌食症等种种奇异风俗带进了中国文学。麦家无疑是“乌克巴尔”的成员，而且是其中最坚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员，他通过《解密》修成正果。“正果”的意思有三：其一是，在《解密》中，博尔赫斯式的世界观充分地转化为中国经验，它不再是外来的偏僻异教，而是对本土历史和生活的一种独特想像。于是，有了其二，这种想像对应着中国现代思想中那个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区域——科学的边界在哪里？知识的边界在哪里？理性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说，此前的博尔赫斯式的玄想不过是无根之谈，那么《解密》却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现代思想的简陋和天真之中，它从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混合着浮士德式的疯狂和英雄气概的汁液，邪恶而绚烂。那么其三，麦家所长期坚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种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时，在这条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Ｃ．写作我记不清和麦家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间，２００２年？应该是的。但是由于此前我们已经有了很长的交往，初次见面倒像是无关紧要的仪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闹闹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事实上，直到现在，我对写作之外的麦家了解非常有限，写《麦家其人其文》这样的文章，最恰当的人选应该是何大草，他们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个盛产诗人和美女的城市，该二人自成一类。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之外是什么样子其实无关紧要。这不是在谈论一个批评理论问题：是不是应该从其人认识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国习惯中，人与文的问题常常被摆成犄角之势，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论者热中于让这两者相互支援，互张声势。这是一种谬误，而且是更为普遍的谬误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诸种价值各有其方向和边界，不能理解在诸种价值之间存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冲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样，谈论一个人和谈论一个作家也必须施用不同的价值尺度。我们喜欢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结果呢？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这是题外话，现在还是谈麦家。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写作中的麦家，有时我们会在电话里谈很长时间，这种关于写作的交谈使我意识到，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③……（李敬泽）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２００３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小说：《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小说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小说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何主编倒爽快，说那你不管了，我来落实吧。果然就落实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有远距离又真切的关怀和指明。这次《解密》再版，编者希望我做个跋记，我以此代劳，恰好证明我对此文的偏爱，同时似乎也说明我不擅长作这类文章，甚至还有点畏惧。②《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就经历了几重变换：解放军、武警、转业军人、国家干部、有职无业人士等；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以我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弃它，从6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2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11万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经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杆，来年照样要生出小树枝。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我深切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难，是我的幸福。也正因此，我对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给予过我各种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记念。③有人说我，把写作当作生活来生活，这是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生活中，我除了迷恋小说之外，几乎别无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我将大把大把的时间和内心纷纭的热情、愿望、秘密都变成了文字，同时也把自己基本变成了一个苦行僧。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无法改变自己。我像一个瘾君子不能返回到从前一样，只能以当下的姿态继续不变地熬过我未来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不变是无奈，也是痴迷。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个有为者的人生总是在无奈和痴迷的交加中度过的。有人想不痴迷又有为，并且似乎已找到各种聪明的途径，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在我看来，聪明的价值不见得比弱智高，甚至，聪明的价值经常是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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