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老哥儿俩就窝在首阳山上靠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过日子，没多久就饿死了。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如果这篇《山居笔记》并非后人的附会，那么，伯夷和叔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在这个问题上，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典范，并且影响极其深远。

在此，我们还要捉摸孟子言论中的一个问题：孟子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是，他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如果按照“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逻辑，那可就不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伯夷、叔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典型，两千多年来总是不断有人拿这两位说事儿。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伯夷、叔齐，我倒想拿来唐代柳识的一篇文章作个参照——柳识的《吊夷齐文》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骈文，其中议论也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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