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假寐，想试验他道行深浅，被阳明一眼看穿。阳明不慌不忙，在他身边坐下，摸他的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就“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和尚见他对佛学颇有见解，便同他谈论大乘教义。俩人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年后，王阳明重游九华山，而异僧早已远去，不禁发出“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其心心相印，可以想见。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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