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村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吴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讲到这里，萧定忽然发现，其实废弃的水渠所体现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他们的聪明。这里面的成本太高。

就好像，如果有人组织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与原来的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地挑战，这是挑战现政权，是另立中央。不自找麻烦是明智的。

在农村，没有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仅仅靠谈判，靠利益３诱，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反正全村都没有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在那条废渠下边，就埋藏着许多利害计算，因为帐算不通，渠道才不通。

树小设施的建设、收费和管理，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的色彩，因此政权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小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在目前的土地分布格局下，主流办法还是手握政权的英雄的介入。

所谓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负担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级民主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民主在本质匕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小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不划算。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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