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

“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1969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1774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

“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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