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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