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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