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鱼之处皆结群，有人之处皆结党。这一点中外是一样的。从汉朝的宦官外戚，到唐朝的李党牛党，再到宋朝的旧派新派，古代中国也一样被党争折磨而崩溃。古罗马的贵族派和平民派之争自建国以来就有，然而从格拉古兄弟起就开始失去控制。直到阿斯奥一战，政治上的党争终于变成了军事上的分治，第一次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灾难。

外侮为国难，内斗为国祸。祸难当头的罗马却没有崩溃，这大概是因为伟大的民族都至少还有一点理性的常识，在国难当头之计会放下内部的争执一致对外。事实上，此时苏拉锋芒才初露，保守派贵族更本找不出一个可以和平民派的马略分庭抗礼的人物。于是此时马略是罗马唯一的希望。

马略是幸运的。行踪不定的日耳曼人们在阿斯奥之后没有立刻南下意大利，而是一路从法国南部向西班牙去了。这样一直到了公元前102年才回头和罗马正面交战，由此马略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好好练兵。同时，因为日耳曼人的威胁又始终存在，所以他得以借助罗马人的恐惧一直蝉联执政官。

这三年的休养生息对于马略和罗马都极为重要。为将者治军第一。在冷兵器时代，军事谋略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作战只能说是辅助。更为重要的是士兵的素质和将领对于士兵的控制力，而这些是一定要长期训练培养的。昙花一现的强势国家常有天才卓绝的军事领袖，比如汉尼拔和成吉思汗。而作为一个持久稳定的古国，应该是更看重治军的能手而非军事天才。罗马的马略，西庇阿等人自不必言，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汉朝，韩信这样的天才也只是开国时代的个例，更应该倚重的是周亚夫和卫青这样的治兵良才。这仅仅是因为天才百世一出而人才常有，华丽的东西不能长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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