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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