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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