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为数至为稀少,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美彼此相同也。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进士之类,为数之多,不亚于美国哲学博士。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头衔,一以为衣食计,一以抬高社会上之身份地位。或许中国的举人,比之美国的哲学博士,蠢害社会,为祸尤深。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他们都想猎取一种目的,纯粹商业性的目的,他们所受的那种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全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只有挟着书本子贩卖其常识而已。
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其中也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他们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进士或翰林,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不过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约等于BA)或举人(约等于MA),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秀才,举人,以及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其较优之行业为充当教席,恶劣者即为“土豪地棍”。他们是客串式的律师而以代人包揽诉讼为职业者。他们恒与衙门中科员之辈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或则承包捐税,则与当地富商互相勾结,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但能出于强记的背诵四书五经而已,大多数且能同时背诵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称为监本,是给他们习诵的惟一经籍解释本。他们既不能写好诗,所受专应科举考试的训练,范围至为狭隘,而他们所学习的八股文又那么因袭老套,致使他们不能依事实写一篇清楚正确的新闻报告,或写一张简单商业便条,开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经验的小伙计,写来比他高明。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是不可轻侮,他们有一种阶级自觉,一种阶级组织,也有一种阶级的理想。顾炎武曾有一篇专论此辈生员的文字,题为《生员论》,兹摘录其一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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