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八月，台风“海葵”肆虐内陆，我正赶上出差，躲在风和日丽的香港，却萌生了寻死的念头。早上九点半的飞机，几经延误终于于十二点半在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落地。我木然的等着行李，情绪低落得突然而迅猛，手机上满满的来电和信息提示，我一动未动站着，转盘传送带上我的行李箱缓缓靠近，一张行李单白花花飘荡着，丧气得很。我和Y在决裂的边缘，他的短信和电话在千里之外传送过来，我连看的勇气都没有。我想我关于爱情的误会终于要解开了，我的猥琐和坚强终于土崩瓦解，《爱情的容量》里周国平没有教会我这个可怜的扫盲级别的孩子半点真谛，我单枪匹马，横冲直撞，终于鼻青眼肿，一败涂地。因为我开始逼婚了。Y的理由完美的无懈可击，他说婚姻是所有人爱情的坟墓，一切美好的爱情都葬身在婚姻的泥沼当中， 他受够了婚姻带来的折磨，死也不会重蹈覆辙，再死一次。我如同一切俗物一般的女人一样开始了愚蠢的逼婚行动，哪怕我还背负着自己不堪陈述的婚姻，我也要争取把Y变成我的私人物品。显然，我们并非势均力敌，Y不是物品。这是在我们在一起的三年半之后，我站在维多利亚湾的栏杆处，手里攥着手机，望着对面的中银大楼和滚滚香江水，几欲一跳了之。我的耳畔回荡着Y的话，不轻不重，字字珠玑，字字锥心，我回想着自己的暴怒，面对着从容泰然的Y，我的暴怒可笑且幼稚，我咬着牙，恶狠狠的告诉Y，：“分手吧，从现在开始，一刀两断！”Y一直觉得我不会来真的，女人口中的分手有很多含义，比如是挽留的意思，是要你重视我的意思，是逼迫的意思，是撒娇的意思，哪怕是贱的意思，但总不会是真的要分手，而男人口中的分手，就是分手，再无他意。Y不理会我的多重含义，觉得我只是瞎闹腾，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闹腾有多么无奈和痛苦。我直到上飞机都没有接Y的电话，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甚至都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去了香港，我失踪了。以前只要我一去香港，他一定像个跟屁虫一样后脚就跟上了，我们乐此不疲的玩着这个你走我追的游戏，我有时候会拖着行李在机场里看书等着下一班飞机的到达，因为下一班飞机上，有我的爱人。后来我突然看到微博上有人写道：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不管寒暑，只要公司走得开，Y一定风雨无阻出现在下一班飞机上，我是如此迷恋着这种等待和守候。这种等待和守候累积起来，压在我的心口，令我动弹不得。我许多的眼泪和痛苦以及矫情都被这些等待和守候压抑着，如今这些大石将要搬开，我为何却是这样的失落和无力？我没有勇气低头看一眼Y的短信，电话骤然在手里振动，又是Y，我怕再不接，就再也不能接了。Y的声音依旧不轻不重，问我：“去哪儿了？”甚至带着点委屈，我听得出来那种隐藏的很深的委屈，我想撒谎，想想撒不了，也撒不圆满，只说：“在香港。”Y那头轻声叹了口气，如释重负一般的叹息，他说：“我担心你出事，这么多天不接我电话，去香港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拖着行李，像往常许多个等候着Y的日子一样，缓缓走在机场的大厅里，想着那句：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我脑中涌上来的都是不爱我的Y，是的，那一刻毫无疑问，我认定了Y的无情和冷血。所以我打算用最冷血的话来回应他：“关你什么事呢，我去哪儿，哪怕去死，和你有关系吗？我和你，算什么关系呢，我凡事都要向你请示不成，你别忘了，我们分手了，懂吗？”这个死字，仿佛被种了什么蛊一样笼罩在我身上，在后来的十几个小时里时时要将我推向死神的怀抱。Y的声音突然也变了，变得阴郁，他说：“我们的关系不会变，也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的，你也别忘了，我们是情人，你去哪儿我都得知道。”我浑身一阵寒颤，思维混乱而暴躁，说：“随便你想怎样，我不会再和你有什么瓜葛。”Y那头即刻说：“你想净身出户啊，一无所有很好玩吗？要不我现在就去通知所有人，你和我是什么关系！”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心猛然落到了更低的位置，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揪住，又惊又怕，飞快的挂断了电话。Y就像撒旦一样把我捏在手里挥舞，我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午饭没有吃，去荔枝角的公司里交接了一些事情后坐地铁去尖沙咀，散步到了维多利亚港口，苦闷得连呼吸都觉得费劲。四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临近傍晚，是呀，又是一个傍晚，原来多情的傍晚如今面目全非，变得狰狞了。水花在拍打岸堤，鸭灵号游船那样快活的游曳在江面，摩登的两岸建筑，依山而建的半山豪宅，地势高低错落，一切充满了活力和朝气，这始终是一座令人流连的城市，东方之珠。我像根木桩一样立定在栏杆处，手里攥着手机，Y没有再打来电话，我却被深深的惶恐和哀伤笼罩，欲哭无泪。我哭不出来，难道这就叫大悲无泪？我混乱极了，没有多余的情绪去思考这所谓的大悲还是大喜。我像头困兽般挣扎在进退之间，满怀哀伤和愁绪，却无处诉说。手机还在手里，安静的诡异，我甚至怕Y已经那么做了，我的家人也如同我一样被深刻的哀伤和苦闷笼罩着。而我所认为的爱情站在不远处，脱离了曾经依附于我的灵魂中的爱情此刻正嘲笑着我，是的，这爱情正双手抱胸，笑嘻嘻的等着看我的下场。Y的名字像个符咒一样定格在脑海中时时刻刻敲打着我的神经，头疼而涨，情绪已经低落得无以复加。我眼前似乎只留有一条道儿：死。一了百了，这句神经兮兮而且毫无屁用的托辞此刻成了唯一能让我释怀的语言，我有了那么小小一点轻松，因为想到了死。我终于可以有力气拿起我手里的手机了，翻着通讯录，居然没有一个名字值得我在死前对他表白或者忏悔的，也没有一个名字值得我在死前破口大骂撕破脸皮的，人都快死了，脸皮还重要吗？可是我很想说点什么，对着某个名字或者号码——号码几乎已经可以代表我们的名字了，我得说点什么。我只能打给H，H是我的老师，我一直觉得不管在何种情形下，H都不可能是聆听我遗言的主儿，他得是见证我成功或者幸福的人，H担任着我的父兄一般的角色，他应该出现在学院派的阳光下，毕业典礼的讲台上，同学聚会的正中央，而不应该在这种严肃悲伤狼狈窘迫的时候出场，可他不得不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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