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丹妮和玉梅每天过河到庙里去给老彭帮忙，晚上再返回她们的旅馆。丹妮喜欢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广播、报上的战争消息。战时的新都一切事物似乎都教她兴奋与忙碌，像任何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家的女人一样，她必须有工作做，有某一种目标。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使她牵挂着旧日生活。老彭叫她到钱庄去拿信，他坚持博雅一定会来信，如果不写给她，至少也会写给他。所以她只好每天都到充福钱庄去。

“没有信吗？”第十天她问柜台说。

“没有。”职员回答说。

“你肯定吗？”

职员望着她苍白的面庞与深黑的眼睛，再度认为她是无可理喻。“我何必骗你呢？假如你的朋友不写信，我也有错吗？”他说。

丹妮很失望地走开了。

“你还爱他？”玉梅说。

“我爱他也恨他。”丹妮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他如何为自己辩白。”

不过丹妮从事救难工作很快活。这是一种能使自己派上用场，却不按时间或固定上班的工作。包括打打杂，替难民写信，接受讯求，找医生，到木器行订几张凳子，安抚新来的人，帮难民登报寻亲，城内找人，或是有难民得到亲友消息，要去更远的内陆时代为安排。有时候有大堆工作要忙，有时则无事可做。不忙的日子里，他们三人就到火车站去看抵站的旅客和难民。

老彭照管的那一家子难民中，十二岁的儿子因风吹日晒而病倒了，发着高烧。老彭经过一番争论后，才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丹妮出外买回一个小泥炉来烧水炖药。这些都是新经验，比她与博雅的约会更陌生。有时候她独自坐在病童身旁，静思默想，有如置身梦幻中。那个小孩名叫金福，她替他洗脸洗手的时候，他常用惊喜的眼神望着她。这种经验对丹妮和乡下小孩同样陌生，她对他产生了一份爱，他也把自己家乡和旅途的一切告诉她——并说他们是宣城的墨水制造商。当她看到他烧退了，觉得是她的第一次胜利。等他能下床的时候，她已不习惯说“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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