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汪精卫在去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刺，然后出国，政权的斗争，也就是决定这个国家将被什么力量统一，并且象征的斗争，告了段落。学生运动底怒潮继续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接着是七君子案件。觉醒了的人们，失去了故乡的人们，以及悲愤祖国的人们，对政府所要求的，是抵抗侵略者。这个强大的要求促成了在政治关系上颇为复杂的西安事变。

南京市民们，在汪精卫被刺时怜悯过；在藏本事件时慌乱过；在学生们冲破了无数的防线来到戒严的南京时悲哀过——他们觉得和平是不可企望了。但在根底上，他们依然消沉，对学生运动和汪精卫被刺同样的淡漠。

而在这一连串的斗争里，南京找到了可以依托的人物；中国底公民们，找到了他们底“领袖”。因此，西安事变，是在南京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性的紧张。

蒋家底人们，忙碌着蒋秀菊底订婚；在订婚的早晨，传出了西安事变底消息。

对于蒋秀菊，如人们所常常经历的，那个被朦胧地期待着的、并且骄傲地防御着的东西突然地到来了，于是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是的，我都想过了，应该是这样。”蒋秀菊想，走进了订婚底礼堂。

蒋秀菊在夏季毕业。毕业前后，她常常和朋友们到金陵大学去，在唱歌和基督教底讲习里，认识了一个神学学生。于是，那种忧郁病，那种幻想，便来袭击了；于是她便常常一个人去唱歌了。而且因为毕业后无处可去，她便跋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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