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0-18 15:22:30
第四节对新三案的鉴定
虽然新三案没有查出幕后的指使,但是新三案的集中暴发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崇祯十七年底,弘光政权出现了对东林极为不利的局面,逆案和顺案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在逆案方面,弘光将《三朝要典》交付史馆,起用了许多逆案中的活人,并为逆案中的死人追赠谥号,翻案势在必行。
在顺案方面,顾杲、陈慧贞、周镳和雷演祚和周钟等人入狱,侯恂、黄宗羲等许多人被通缉,势态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新三案接踵而至。
新三案从两个方面扰乱朝政,转移焦点:一是质疑弘光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图谋另立新君。质疑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出现了比弘光更有继承资格的人,二是诽谤弘光是假冒的。
其中太子案和大悲和尚案既是对弘光继位合法性的挑战,又包含了另立新君的图谋。童妃案则直接质疑了弘光本人的真实身份。这些都付合东林的目标和利益。
弘光起用东林的公敌阮大铖己经触犯了东林的底线,而阮大铖复出后一系列的翻案和报复(在东林党人看来)更是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他们希望看到弘光政权垮台,希望弘光和马士英、阮大铖身败名裂。
关于这一点,时人己有明鉴。戴名世认为:“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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