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毅倒霉透顶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从澳门偷渡到了广州，帝国顿时风起云涌。

罗马传信部一直希望打开中国教区，可是在雍正年间，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发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锦谋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将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过去了，乾隆皇帝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甚至允许懂医学的传教士，在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北京效力。罗马传信部错误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为大清帝国开了教禁，于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国传教。

罗马传信部在广州有个中国教务代理人，这位代理人也是罗马人，名字叫哆罗，从1781年开始，经皇帝批准在广州居住。哆罗的主要责任就是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罗住所“哆罗夷馆”就跟中国的驿站差不多，只是这个驿站是中国跟罗马之间的驿站。4名偷渡的罗马传教士到了广州就悄悄住进了哆罗夷馆。

传教士的恐怖在于他们的信息传递非常隐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广州没几天，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秦禄就到了广州，这两人是专门来请意大利人到陕西传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从广东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阳，由于路上为了躲避帝国军队的检查，他们是昼伏夜行。3个月后终于到了襄阳，就在这时，意大利传教士被军队巡逻发现，被当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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