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委曲求全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招致了一些大臣的强烈批评，最激烈的责难，来自最有才华的年轻政论家贾谊。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一七四年），时任梁国太傅的贾谊向刘恒上书，对刘恒的政府提出九项批评，其中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这则奏章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其中可流涕者二，就是对刘恒在对待匈奴态度上委曲求全的责难，贾谊写道：

“天下的格局呈倒悬之势。天子，乃是天下之首；蛮夷，乃是天下之足。匈奴人欺我太甚，前有嫚书之辱，后来纵兵侵掠，罪大恶极，对大汉帝国极为轻视不敬。可是我大汉帝国每年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事奉匈奴。首足倒悬到这种地步，令人大惑不解，难道还能说国家有智勇之人吗？这岂不让人潸然涕下吗？

守疆卫土的大汉精兵，不去征伐凶猛的敌人，却用利兵强弓去狩猎野猪；不去剿捕反贼盗寇，却在田间捕捉野兔。只想着一时的好玩，却不想着国家所深藏的大患。大汉帝国对匈奴的恩德远被千里之外，可是帝国的威严与法令却得不到申张，这岂不是让人潸然涕下吗？”

刘恒有自己的想法。

刘恒是一位开明的皇帝，也是一个有着浓厚人性化色彩的君主，在他治下，“民生”是排在第一位，他下诏令，优待孤寡老人，减免百姓赋税，废除“诽谤罪”与“妖言罪”，废除连坐制度，废除肉刑等等。大帝汉国的强盛，始于刘恒，国家的财富迅速积累，休生养息的政策，使得国家从战争的创痍中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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