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道理已经讲了，我再举点实例吧，韩非、申不害的实践活动就很能说明问题。韩国是从晋国分化出来的诸侯之一，同时分化出来的还有魏、赵两国。韩昭侯时期，申不害同志有幸被任命为相国，全权负责韩国的内政外交工作。申不害运用自己平生所学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他认为君主和国家要想强大，必须大力弘扬神秘莫测的术，在此理论指导下，韩国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和君主、政府玩阴的，不诚实的现象一扫而光——因为大家都该玩明的了。韩国的法律长期以来得不到整理和统一，导致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法律条文同时运行。臣民发现哪个版本对自己有利，就引用哪个版本，而政府也说不出话来，因为法律条文是他们颁布的，而且也没有废止。于是乎农民不想缴税的时候就拿出减免税收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自己，军队不想打仗的时候就拿出缩减军备、维护世界和平来说事，商人不想上税就拿出招商引资的条文来说事，总之韩国人变得都很诚实，也很聪明，因为无处不在的术让他们的欺骗无处遁形，而矛盾百出的法律又让他们觉得不钻漏洞简直对不起自己。申不害辛辛苦苦工作十五年，最多也就保证了韩国不被其他诸侯欺负，而韩国的国力一直都不是太强。

而商鞅同志呢？作为法家“法”流派的代表人物，他是幸运的，秦孝公给予他全部的信任。商鞅也没有辜负秦孝公的信任，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了秦国的血液之中并渊源流传。商鞅眼中只有法，我们看到他为秦国制定了一套逻辑严密、叙述清晰、布局科学、目的明确的法律体系，而且为保障法律的实施，他利用臣民趋利避害的特性，形成了自我监督，相互监督的良好守法氛围。社会的力量被极大的调动起来投入到无限的耕战中去，秦国很快就走上了富强的快车道。但是，随后问题也出现了，法律条文毕竟无法涵盖社会生活和政府运作的方方面面，商鞅只讲法，不讲术，便给那些别有用心而足够聪明的臣民留下了可趁之机，他们利用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的真空，巧妙地实现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张仪，东忽悠、西忽悠，利用秦国的力量将自己推上魏国的相位，最终得以安度晚年；而穰候更是过份，竟然让国家军队给自己干私活。秦国损兵折将不管，他却获得了一块养老的地盘。这都是秦君不行术造成的后果，张仪和穰候的骗局中存在着明显的名实不符，秦王却不能发现。张仪当初的名义是为秦国联合盟友，结果却抛弃了秦国；穰候当初的名义是为秦国扩地，结果却成了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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