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妈妈桑玛利亚和李经理都很能理解，他们对张建国的“鸵鸟式”被动配合已经感到十分的满意，也就是说，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在他们的“颜色革命”下，已经从阻挠女服务员出钟转变为视而不见、放任自由。天长日久，谁敢保证“红色”不会变成“黄色”？这对她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从那以后，每每遇到张建国的难处时，妈妈桑总会主动出面帮助搞掂，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还会专门关照店里其他的出钟小姐帮忙，比如请泰国籍的迈磊小姐、或一位比张建国她们早一年到塞班的大陆女子杰尼小姐帮个忙什么的。这些职业出钟小姐都挺富有同情心，还很善解人意。

这使刚从大陆来的“党代表”张建国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些长期在夜总会谋生的性工作者，并不像业外人士所谈论的那样丑陋不堪，出卖灵魂，唯钱是命……

虽说此时的张建国早已迈入不惑之年，世界观也基本定型，但来到嘎啦班后所遭遇的一切，耳闻目睹，所见所闻，对他还是构成乐了犹如洪水猛兽一般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他原来的道德观、人生观等形成了强烈的侵略性，强烈到几乎颠覆了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许多固有的是非观念，包括他对人生的追求目标、道德认知、处世原则等等。

张建国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下度过了一些日子，但他毕竟受党教育多年，良知尚存，尤其是看到女孩们自愿下水的场景，看到客人们带走小姐时满足的嬉笑，他感到茫然、恐惧、无奈，有时半夜从梦中惊醒，失眠也变得严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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