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息息相关。若制度与现实不相吻合，执行中势必会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将直接导致建立经济秩序的希望破灭。公元前216年，也就是秦帝国建国的五年之后，原有的授田制度土崩瓦解，新的土地制度变成了“名田”，即命百姓自报所占土地数量。改变土地制度原因在于，按照授田制度，旧有的农用土地无法满足现有人口的需要，于是就需要开垦新的土地。而新土地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垦，开垦后的使用权又归属何人，都成了悬而未解的难题。

“使黔首自实田”意味着政府不再按制度规定向黔首授田，黔首应占有的土地由他们自己去设法解决。政策潜在含义是允许农民自行垦荒，谁开垦谁就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另一层含义则表示，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仍未改变，要依照土地实际数量征收税款。尽管这条政策并未公开宣布土地为私人合法所有，可这却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悄然打开了一条门缝。

土地制度的仓促变更，使尚未建立起新秩序的经济环境再次遭到巨大冲击：制度颁布的当年，粮食的价格突飞猛进，暴涨至每石米高达一千六百钱。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粮食价格大体比较稳定，基本都围绕着每石三十钱这个价格基础波动，偶遇灾荒年，粮价虽有上涨，但也不至于如此离谱。粮价的波动如此剧烈，充分地表明社会对新制度的措手不及。而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和不适感，对经济环境产生破坏力的惊人程度更是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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