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与《道德经》起源的时代，其社会生产能力及社会群落所掌握的资源总量，与汉代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老子在理论中所建立的“小国寡民”模型，无法套用到汉帝国庞大的身躯之上。老子本人并未经历过帝国天下的时代，对经济富足并无深刻的理解，只能认识到政府少干预经济的好处，却不知道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群落中有经济积累的成员会要求政治权利。这是人的社会意识使然，因政治权利不足而对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对更高政治权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于最高统治者核心利益的。这种政治权利归属的矛盾会因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升级，直到累加至社会无力承担而最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景帝执政期间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观点来看，黄老之术略微窥得了些经济发展规律的门径，但是理解并不深刻，对新技术作用于经济的效果，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社会意识变化，并无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动应对的法门。理论的天然缺陷，使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丧失了指导社会继续前进的能力。理论支持上的无以为继，令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陷入迷茫之中。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要求，与帝国统治者维持至高无上皇权的要求，这两者间存在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文帝的权术，景帝的暗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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