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么？——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

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么），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人生导师们恰恰是这么做的，他们擅长秀出一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神色，融化我们那一颗颗或许并不比他们更加浮躁而多愁善感的心。

5．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宣统元年，也就是王先谦刊印《庄子集解》的那一年。

那一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庄子集解》也不知道销路如何。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让人顾不上关心了，因为年关一过，大事件便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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