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抱朴子外篇·嘉道》)况且把凡鸟的巢穴掀翻,凤凰也不会来了;把鱼鳖的池塘弄干,神龙也会跑走;杀害了一名士人,人才就不会来你这里了;太公望开了暴虐凶残之先河,是用治军的方法治理太平之世呀。(《抱朴子外篇·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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