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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