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个“胜”了，也不是是纹身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人还得意洋洋常说“当胜天下”，这是什么意思？要谋反啊？因此官府把他给抓了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后，不以为然地说：“如果他有天命，我也无力铲除；如果他没有天命，写了个‘胜’字又如何呢？”然后下令将他释放。

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狱的时代，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见大，这个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宽大合理得多，贞观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将五十余种死刑条款减轻一级，废除肉刑，改为流放，并不使用酷刑。现在一些电视小说将凌迟酷刑也套在唐帝国的刑法上，其实是根本没有的。

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其命令也时常跟法律发生冲突。贞观元年时，由于百废俱兴，政府要大量选拔人才担任官职，伪造假冒资历的人很多，唐太宗大怒之下，下令一经查出即处死。随即有人被查出，唐太宗马上想处以死刑，但是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只将此人判处流放之刑。唐太宗很不高兴，找来戴胄责问，戴胄十分勇敢，对皇帝说：“依据法律条文，应该判处流放。”李世民怒道：“我是有言在先，现在你要遵守法律条文，却让我失信于人吗？”戴胄不慌不忙地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条文则是国家所颁布，应当取信于天下。陛下只是对官员候选人的欺诈行为十分愤怒，因而想杀了他们。现在依据法律条款，是不可能判处死刑的，应该以法律的裁决为准绳，这是为陛下与国家维持大的公信。”李世民的非凡之处，在于他的皇权虽然凌架于法律之上，但是他深知法律是治国之根本，所以他转怒为喜，赞扬戴胄：“你能公正执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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