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不少仁人志士认为：只要实行法治，许多贪腐、丑恶就可“药到病除”。殊不知秦朝就是“法制社会”，正因为推行严刑峻法，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才有后来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显然，如果不在推行法制的同时，大力改良竞底文化的本质，那么制度可能成为助桀为虐的工具。陈水扁执政后的台湾乱象，就是最近的例子。

到战国末年，中国人已经历了五百多年的乱世，此时的神州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民众的心里早已到了厌战的底线，秦始皇以重金收买东方六国的贵族、权臣，不择手段地实行远交近攻策略，最终消灭六国，成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

秦始皇吸取了周朝的分封教训，因此不设分公司，他废除了分封制，将全国设为三十六个郡。

但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太庞大了，这样一来，他要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就得时常到各地去进行巡视、立碑、刻石，让“天高皇帝远”的人们明白：他是他们的最高竞底者！

秦始皇不知道，他的这种“商业模式”，却把自己推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竞底。在现代管理理论中，有一个管理幅度的概念，即一个人能有效管理的下属部门数量，如果太多，管理效率将打折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遇到的就是个管理幅度的问题。神州太大，他一个人可不容易管过来，但秦始皇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皇帝，他可不信这个邪。所以后世说秦始皇好大喜功，这并不是没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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