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

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

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

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

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

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

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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