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
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
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
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
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
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
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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