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直到读了《爱因斯坦传》才有所改变。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理，爱因斯坦拒绝了，并说：“方程对我而言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一个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其实不同的人，爱国（爱民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都要“杀身成仁”。前段时间看《我的团长我的团》时有这样一个情节，师长虞啸卿说给了伪团长龙文章杀身成仁的机会，为什么他却带着“炮灰”们回来了。龙文章回答说，那不过是为死而死，为什么一定要为死而死却不活下去呢？

回头再看张君宝那时的处境，他确实可以选择到襄阳去帮助郭大侠，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襄阳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守城兵将战死沙场也只是迟早的事（在郭大侠的带领和熏陶下，相信襄阳的守军多是“与襄阳共存亡者”，否则就不是郭大侠的兵），所以张君宝此去无疑是“慷慨赴死”。除此之外，第二个选择就是张君宝所选择的“隐居习武”，然后开宗立派。如今回头再看，宋元的争斗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太极拳依然流传，并风行全世界，“造福全人类”。从这个角度讲，张三丰没有选择“为死而死”并没有错。

顺便说几句，由于国家、民族等概念由来已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依然是世界性的主题，所以人们在评价诸如杨振宁、李政道等时，总喜欢站在“爱国”的高度，给人家戴上“不爱国，爱国怎么不回来”的帽子，认为杨李年轻时不回国，即便获得诺贝尔奖也“不应该”。但如果跳出这样的窠臼，站到全人类的高度，从人类的认识史出发，可能得到的评价就不一样了。正如倚天中杨逍所言“一个人的武功分了派别，已自落了下乘”。评价一个人，如果“分了派别”，无疑也“已自落了下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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