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少数绝望、为生存而揭竿而起的农民组成一只松散武装、占山为王、暂时有了个生计，消息传开、四周那些看到一线生机的大量同病相怜者很容易成群结队地投奔他们；当前来清剿的少数朝廷官兵因轻敌和吊儿郎当被貌似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打败时，全天下人都看清楚了，所谓强大、战无不胜的政府军不过如此；于是更多原先观望、等待的豪杰登高一呼，拉起了秆子。皇朝末期民不聊生的环境本来就造就了大面积、广范围的潜在造反者，于是少数勇敢先驱者的榜样行为唤醒了民众，恰如夏季干柴逢烈火一样，义军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壮大起来，连锁反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

通常情况下反抗政府的力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不假，但马列主义学者宣称的百姓箪食壶浆、杀猪宰羊夹道欢迎景象却是虚构和幻想的场景。当农民军流动到一个地区，实际情况恐怕是普通老百姓避之惟恐不及。“大兵过后、必有饥谨”，通常不事生产的农民军不仅会将当地的土豪富户劫掠一空，而且往往消耗尽控制区的粮食物资，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生更加艰难。

古代农民起义，鲜有明确、细致、周到的政治纲领，搞得好的也只有一些宽泛的、小农倾向明显的社会改造主张（如太平天国）。这些纲领相当成分在私有制农耕文明社会环境下显得浪漫、荒谬（比如闯王李自成的不纳粮，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而且往往由于农民军的流动作战性质、很少系统建立地方政权，所以几乎没有实际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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