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的开疆拓土几乎都是国家行为，只有传说中隋末的虬髯客、明末郑家以及清代可查证的民间在东南亚建立华人、华侨国家这些案例除外。从这种明显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皇朝时代对付北方的游牧文明体、遥远的广袤西域、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以及横亘万古的青藏高原，非动用强大的中华帝国力量不可，个人力量很难有大作为。班超定西域是个极其特殊的个案，千古以降、再无斯人！而如果要征服古代南方相对落后、柔弱、组织欠缺的东南亚小国、岛国，这种单纯依靠政府力量的模式既不经济、效率也低下；真正合理的方式就是西方国家大征服时期普遍采用的政府、民间合作，并力对外扩张的模式。查理五世支持麦哲伦，伊萨贝尔女王授权哥伦布，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沙俄帝国的哥撒克东征盖莫如此。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征服台湾土著，因为他要给自己寻找一块安全的根据地，他动用的是自家的力量，必须精打细算、竭尽全力；卫温、诸葛直就不一样，船队、士兵、航海的巨额花费，都是孙权和东吴百姓买单，虽有君名依然架不住思乡土还之情，而且有现成的好借口。非条件不具备、意志不够坚决也。假定孙权大帝能够对二将承诺，本钱我出、大家合伙经营，找到夷州、亶洲，不仅国内封侯嘉奖，而且海外领地你们也有股份，世袭总督一人当一个，经济政治上的好处都给足，也许二将就不会草草返航，还惹得孙权大怒送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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