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份奏折中，袁崇焕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与担心：“夫驭边臣者，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其成败之大局，不必道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故臣始终曰：战胜在于庙堂。”

其实，他的这些疑虑和担心早在天启年间就已经向前任皇帝提出来过：“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13】

对于袁崇焕的疑虑和担心，崇祯皇帝在批文中再次重复自己在朝堂上信誓旦旦对这位新任督师的承诺：“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14】！

有了皇上的“事事允诺”、有了皇上的“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有了皇上的“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还未到任，就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而兵变的原因则是朝廷的欠饷【15】。袁崇焕很快就平息了宁远的兵变，接着便着手整军练兵，他的目标是要把关宁驻军锤练成一支不仅能守也能攻、敢于和鞑子兵打硬仗打野战的铁军——整军效果十分明显，崇祯元年九月关宁兵在黄泥洼敢于与鞑子兵对阵并一举大败之的事实便是明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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