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国家要鼓励人们大量养猪呢？ 在欧美，各国制定严格的农产品产销计划。 通过系统而严格的产销计划，各国掌控本国农业的产销情况。 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要制定严格的产销计划呢？ 说到底是为了钱。 国家资本在大量地为农民进行补贴。 做一个虚拟的例子，如果美国的国家资本跟农民们订了合同，如果农民生产100万头猪，重量为每头猪300斤，那么国家资本为每头猪补贴50美元。 那么，国家绝对不会鼓励农民多养猪，而农民也不会超额太多。 因为，除了价格非常高的一些时候，没有补贴的猪肉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农民就得赔钱。 当农民把猪刚好养到300斤的时候，就会赶快送到屠宰场，一方面拿到国家的补贴，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亏钱。 那么，这个100万头猪和每头300斤的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是国家经过系统的测算，对生产和需求状况进行预估的数字。 那么，如果测算跟实际差别很大，结果会发生什么状况呢?如果测算误差很大的话，或者导致猪肉价格暴跌，国家就得大量追加对农民的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如果猪肉价格暴涨，农民不仅赚了国家的补贴，而且赚了猪肉的价格，同时大量的纳税人作为消费者，不仅承担了猪肉价格上涨，而且还要承担对农民的价格补贴，那么纳税人就会非常不满，导致参众两院对总统和管理团队的问责。所以，美国通过与农民制定农牧产品生产数量合同，并且制定最低保护限价，对农民进行有限度补贴。 通过这样的方式，国家资本既能够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够花最少的钱，降低纳税人的负担。

而在中国，国家是有很强的利益动机，鼓励农民养猪，或者号召农民种植某些经济作物。 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等一些税费，而且国家也进行一些政策补贴，但是国家从农业上的收入，还是要高于支出的。 所以，国家为了增加收入，也愿意鼓励农民养猪。 比如说，在欧美日等国农民养猪是能够获得综合农业补贴的，也就是说农民养猪要从国家资本获得钱。 而在中国，农民养猪是要缴纳各种费用的。 所以，欧美日等国会通过系统的计划，限制农民养猪的数量，保持市场价格稳定，减少国家资本补贴的数量；而中国则在猪肉价格暴涨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宣传，刺激更多的农民去养猪。 农民养猪盖猪舍，刺激了水泥等建筑材料的消费。农民购买饲料，刺激了饲料行业的发展，也就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而农民在养猪的过程中，会遇到大量的税费。 根据《海南日报》的消息，据海南省农业厅调查，海南省征收生猪生产和屠宰环节税费共有国税、地税、工商、环保、畜牧、食品等6个部门，设定的税费收取项目有12项，平均每头猪的税费总额约为69.5元-73.5元。国税部门征收生猪屠宰销售增值税20元/头-21元/头；地税部门征收生猪屠宰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分别为9元/头、0.3元/头和0.6元/头；工商部门收取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分别为6.4元/头、3.2元/头（乡镇则只收6.4元/头）；环保部门收取的生猪屠宰废水排污费2元/头；畜牧部门在生猪屠宰环节收取的产品检疫费为5.5元/头，在生猪生产环节中分别收取“合作统筹防疫费”和“产地检疫费”分别为2.5元/头和2元/头;食品部门收取生猪屠宰设施服务费和生猪存栏保管费，械化屠宰服务费为18元/头，手工屠宰服务费收取15元/头，存栏保管费为3元/头。省农业厅调查组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乱收费或者收费标准不一，票据不规范的现象。 那么，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报道中读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乱收费……”的含义。

可以说，因为农民们因为不了解市场状况，在一次次地因为“一窝蜂”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因为“谷贱伤农”而导致损失惨重。 大的方面，从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奶农损失惨重和大量养猪散户因为猪肉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之外，每年新闻都能够看到不同地区的农户因为某种农产品价格暴跌，导致损失惨重或者血本无归。 也就是说，不论农民们种植多么努力、种植技术多么高超，都会因为信息不灵，结果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打了水漂”。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本来应该通过进行大量的国家资本投资，引导和约束农民们的种植行为，防止“一窝蜂”的情形出现，保障农民们的基本收入。 但是，国家似乎没有为农业进行大量国家资本投资的动力，所以农民们只能一次次经历血本无归的过程。 另外，国家大力进行家电下乡、建材下乡，希望赚农民们的钱。 但是，这种刺激农民消费的行为，只是让农民从穷困走向更加穷困。 因为，农民缺乏的不是消费的动机，因为农民们是消费欲望非常强的群体；农民们缺乏的是赚钱的技能，而首先缺乏的是对市场的判别。 就这点来说，农业信息化下乡，让农民更多地了解市场，比家电和建材下乡更加有意义。

那么，欧美日国家的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如何对市场进行预测？ 如何通过预测对农民进行指导呢？ 我们能够借鉴到哪些内容？ 如何通过参与“现代农业”而促进社会稳定，提升农民的福利和广大中低收入平民的福利，并且商业资本也能够获利呢？ 下面我们就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