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愤怒或者麻木冷漠，都是面对Truth时产生的恐惧反映。 当人们面对Truth的时候，内心往往充满了恐惧。 这时候，不同的人面对恐惧，就形成了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之后，Truth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这时候，有的人选择了非常愤怒，有的人选择了麻木冷漠。 其中，愤怒是对真实（三聚氰胺这个事实）而恐惧，恐惧三聚氰胺给自己带来的危害。 尤其孩子是自己未来的希望，孩子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甚至比自己受害更令人恐惧。 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麻木冷漠。或者说，中国人作为整个群体，选择了麻木冷漠。 于是，这样一个严重性不论如何夸大都不为过的事件，就像“一阵风”那样迅速吹拂过去，很快社会又回到了平静。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人们对真实本身产生恐惧，害怕真相被揭露之后，给自己带来危害。 三聚氰胺的问题不是毒奶粉本身，而是在食品安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如果三聚氰胺问题被认真对待，那么将围绕毒奶粉而展开一系列连锁反应。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也不是其问题本身，而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如果大多数人们因为三聚氰胺而愤怒，那么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是巨大的，将从乳业扩散到食品行业，再扩散到整个社会，让人们真正认识到社会的真实面目。 而人们惧怕面对社会真实，惧怕连锁反应造成的结果，因此 纷纷选择了麻木冷漠。 通过麻木冷漠，人们让自己不用面对社会真实，不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真实，然后仍然生活在自己给自己编造的谎言世界中。 而只有活在谎言世界中，人们才会感觉到安全，不用面对真实给自己的恐惧。

比如说，食品安全是全球性、长期性、普遍性的难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恐惧。 而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文明国家民众和中国民众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文明国家的民众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变得极为愤怒。 比如说，一位日本食品企业老板在食品安全问题被揭穿之后，选择了自杀谢罪。 他知道，他企业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民众的愤怒，即使他不选择自杀，社会也会罚得他倾家荡产，然后人们的愤怒和对他的蔑视也将持续围绕着他，跟他一辈子。这样的情况生不如死，所以他选择了自杀，以求得社会的原谅。 而中国人在比比皆是的食品安全问题上，则普遍选择了麻木冷漠。 三聚氰胺奶粉问题爆发后，某企业的老总还在恬不知耻地推卸责任。 结果，推卸责任成功了，人们又开始买他企业的产品，而且他还成功卖掉了股票，从“纸上富贵”变成了坐拥大量现金的富豪。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命运的如此不同？ 是社会民众态度的截然不同。 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日本的食品非常安全，人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吃到有毒食品。 因为，日本的企业老板都在以生命为保证，监控着食品安全。而中国人也不用担心有毒食品，人们必然要吃到有毒食品。 而中国企业老板则可以随便给食品里投毒，然后从劣质有毒食品上，赚取最大利润。而食品安全问题，则反映出恐惧在不同人群上，产生的不同反应。

日期：2010-08-02 02:09:49

需要指出的是，Truth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应该看做是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现在，很多人拿一些堆砌的、支离破碎的事情，告诉人们这就是“真相”。实际上，这样的的认识是错误的。 比如说，三聚氰胺曝光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应该被称为真相。 这些事情只能叫做情况（facts），或者最多说是证据（Evidence），而不能叫做“真相（Truth）”。 Facts或者evidence只是truth的表象，多名儿童死亡、数十万住院治疗、成百上千万儿童受害，这些都是facts，都是三聚氰胺事件的evidence。 但是，它们不能被称为Truth。 还是以海洋为比喻，facts和evidence像是大海中表面的海浪和浪花；而Truth则是潜在的洋流，制造海浪和浪花；facts和evidence作为海浪和浪花，反映出Truth这个洋流，但不是Truth这个洋流。 而Truth洋流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外界因素，并且持续演化的动态系统。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关心facts，比如说多少孩子受害了。 但是，真正关心的Truth的中国人并不多。 因为，Truth既不好看，又不直接，而且Truth是令人恐惧的。 这就像人们看大海一样，都喜欢看海浪和浪花，已经海浪冲刷而成的沙滩。 但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兴趣潜到海里，去感受黑暗中洋流的移动状况。 那么，回到三聚氰胺事件上，为什么Truth会让人感受到如此大的恐惧。

如果将Truth看做整个事情的过程，那么很多问题就清楚了。 我们看美国电影电视中，控辩双方对关键的凶杀疑案进行法庭辩论，探讨案件可能的Truth。 所谓的疑案，是在evidence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尽可能想像出当时的Truth，并且根据想像的Truth对凶杀案被告进行判决。 这时候，双方律师站在对自己有利的角度上，根据已经掌握的evidence，对整个案件的过程进行假设性推演，并在推演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辩论。 那么，因为人们都不确定当时的Truth是什么，所以只能通过evidence进行分析与推演，假设性地“重放”案件的环境背景和过程（也就是Truth），然后得出对被告的行为结论。同理，三聚氰胺事件的问题关键并不是三聚氰胺本身，而是三聚氰胺事件的整个过程。 因为过程不同，整个事件的本质也不同。 假设，三聚氰胺的发生按照另外一个过程进行：在三聚氰胺的问题被发现的时候，企业或者监管者就立刻采取措施，停止在奶粉里掺入三聚氰胺，并且立即召回所有市场流通的奶粉，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就不是后来的三聚氰胺事件了。 因为，如果立刻采取措施进行奶粉召回，并且对受害婴儿进行赔偿，那么大部分家长们就会出现担心、焦虑等表现，也就是程度较轻的恐惧。 而且，当时的症状较轻、受害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可能会像“大头婴”事件一样，很快被制止，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个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无良企业把不安全的成分掺入奶粉，虽然得到及时补救，但是也害了不少儿童，因此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而惩罚的结果，就是各个食品企业将慎重往食品中添加化学制剂。 尤其是婴儿食品，标准更加严格，执行更加严厉。 如果事件这样发展的话，中国民众在食品安全方面，就基本上具备了文明社会的基础。

但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并不是按照上述的过程发展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的方式演化。 因为演化过程的Truth不同，形成了表面上看都是“三聚氰胺惹的祸”，但是性质却根本不同的三聚氰胺事件。 我们现在知道的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过程是这样的：三聚氰胺牵扯到三鹿这个“国有企业”，而且是一个在乳业有数十年历史，奶粉产量全国第一的大型“国有企业”。 然后，当人们发现奶粉有毒，而且牵涉到成百上千万的孩子生命健康的时候，这个消息竟然可以被封杀大半年。其间，任由受害者成倍增加，孩子受害程度严重加深。 当时的家长呼吁，网上传播都没有用。 报道受害婴儿的记者和报纸，还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恰巧，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入股三鹿，并且加大了投资。 恒天然了解到情况后，跟河北当地zf交涉未果，最后就相关情况，报告了新西兰zf。 然后，新西兰副总理直接介入，向中国进行了官方的通报。 就这样，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事件才得到曝光。 根据过程可以看出，三聚氰胺事件已经超出了企业不良行为的范畴。 因为，一个企业无论能量如何的大，都不可能封杀媒体的曝光。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监管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也就是说，在文明社会，监管者应该保护消费者，严惩不良企业。 但是在中国，监管者站在企业一边，支持企业坑害消费者，形成与企业的共谋关系。 而且，地区性监管者还不行，因为地区性监管者没有能力封杀媒体的报道。 当然，监管者的力量只限于中国，到了国外就不行了。 而且，监管者严重依赖世界经济和国际认可，所以当新西兰副总理介入的时候，监管者被迫放开媒体报道，结果发现无数儿童已经严重受害。 另外，在处理三鹿倒闭后资产的问题，广大受害儿童和家庭被排到了最后。 也就是说，最严重受损的消费者，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得到。 按道理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共谋而且压制媒体的监管者需要负主要责任，在企业破产之后，应该实施国家赔偿。 但是，涉及到国家赔偿，就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国特色”的，也就是Truth：支持犯罪企业，压制媒体报道，屈服外界压力，不补偿受害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