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和非体制的差异，只要不是智商太低，都能够看出来。因此，人们想方设法进入体制，通过“站队”实现自己的利益提升。 于是，这也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将近150万人报考公务员的考试热潮。 因为，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正确站队”，能够成为社会中利益受到保障的群体。 当然，无数实业企业老板纷纷关闭自己的实体经济，并且将资金投入房地产，也是投靠体制的一种方式。 而在国家权力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可持续国际竞争发展能力的企业。 既然中国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那么就只能在国内蜷伏在国家权力经济之下，成为体制的附庸。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央企，也表现在民营企业。 而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成为支持着体制运转主要力量，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央企垄断收入、房地产收入等等。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先天不良，无法与体制形成制衡。 在美国，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从私人公司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上市而成为公众公司，这是美国以企业为主要权力载体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因为体制的权力集中，害怕私人企业的发展，因此民营企业不可能做强、做大。 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也就是体制的延伸，其公司治理和运作方式都不算是企业（enterprise）。因为体制经济的强大力量，大多数中国的智力资源都都倾向于进入体制。 同时，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也都是通过“站队”开始起家，而不是依靠企业家个人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开始的。 因此，民营企业普遍都是低技术、低质量、低工资、高劳动强度、高污染、高消耗的“血汗工厂”。 这些企业一方面缺乏市场抗风险能力，一方面缺乏财富灵活性。 而这“三低、三高、两缺乏”，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弱不禁风”。 那么，再加上体制的力量展示，民营企业如果不做体制的附庸，就只能被市场和体制所淘汰。 不过，这就形成了民营企业面临的两难：1、如果“站队”离体制比较远，那么各种税收、通胀、市场的劣质竞争等等方面，都会压垮企业；2、如果“站队”依附体制，虽然短期活下来了，但是体制想民营企业那里索取多少，就可以索取多少。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做实业已经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想生存下去基本上都是MissionImpossible。 所以，民营企业被国企兼并、投资房地产开发、或者炒房就成为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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