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粮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环节。 人们总觉得，国家粮食储备非常充分，不可能出现没有粮食的情况。而且，人们还认为，还能吃上肉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吃不上饭的情况。市场中各种肉蛋奶蔬菜水果琳琅满目，就这些都够人们吃一气，粮食就更不会缺了。 当然，猪肉、鸡蛋价格的连续快速上涨，表现出这些“副食”已经严重不足。 而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副食”严重不足的背后，是主粮也非常脆弱。 在2010年，中国猪肉价格很低，生猪存栏数量多，主要消耗玉米、豆粕等饲料粮。 而中国通过大量进口大豆，从玉米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养殖业对于饲料粮的需求。 所以，虽然当时人们吃的粮食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但是问题并不突出。而一旦“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粮食的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比如说，在2010年6月份猪肉价格处于低位的时候，在人们的饮食中，吃肉的比例更大，同时吃大米白面的比例小。 所以，虽然中国也开始大量进口小麦和稻米，但是仍然能够供应得上需求。 当然，这个“供应”得上的意思是，到了2011年6月初，小麦和大米都还能够满足社会的供应。 这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到底库存中的粮食能够维持多久。 如果“副食”仍然继续丰富供应的话，中国真有可能度过6、7、8月份的“粮荒”期。 问题在于，到2011年6月中下旬，猪肉、鸡蛋的供应将更加紧张，其价格与2010年相比可能会实现翻番。 “副食”价格的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人们被迫显著减少副食的消费。 人们必须吃更多的大米白面等主食，来补充自身的热量。 比如说，在2010年的城市家庭中，每天人均吃3两米饭；那么，到2011年猪肉价格翻番之后，可能人均消耗就会增长到8两-1斤米饭白面。 也就是说，当“副食”明显减少的时候，主粮的消耗估计要增加1倍到2倍，甚至更多。 就像在1960、70年代，缺油少肉的时候，每人每天平均一斤粮食的定量，中国人大多数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因为，对于一个重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大量的油糖肉蛋奶等“副食”，一天两斤粮食都经常不够。 所以，一旦人们减少“副食”消费，必然要大幅增加大米和白面的购买，为更多的消费做准备。 这个时候，尚未暴露的巨大粮食缺口，可能就会因为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大米白面而表现出来。 尤其是当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吃不起肉的时候，这时候群体心理可能会出现脆弱崩溃，并且引发人们集中购买粮食的行为。 而人们一旦开始大量买粮，结果就会像买盐那样，可以在一夜之间买不到粮食。 而且，粮食收购和加工根本无法满足人们买粮的需求，社会可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从粮荒演变成为饥荒。

粮食的缺口可以分为中微观层级和社会宏观层级。中微观层级可以看着人们居住的小区和城市，社会宏观层级可以看做整个城镇范围。 比如说，，当一个人每天吃3两米饭的时候，一个三口之家一天大约消耗1斤大米白面，那么可能在家里只存10斤-15斤大米白面，够10天-15天的食量。 而一旦“副食”摄入明显减少，一家三口每天消耗就可能翻番，增加到2斤大米白面。 这时候，三口之家就需要开始购买更多的粮食，以保障新的消费状况。 那么，这个三口之家在买粮的时候，可能需要购买50-60斤大米白面，也就是放25-30天的粮食在家里。 如果在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按照城市1000万人口计算，就是300万个家庭。 这些家庭增加买粮的话，就要增加1.5-1.8亿斤的总需求，也就是大约8-9万吨。根据这个城市的粮食消费常量（按照2010年，每人每天3两的标准），也就是增加50-60天的粮食需求。 而中国很少的城市能够有如此多的粮食储备。 根据《大众日报》（2011年03月01日）的消息：“山东17市将建10天以上粮油储备 哄抬粮价将严惩”。 可见，有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粮食可能出问题，而这些城市连10天的储备都没有。 那么，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那么很快就会把城市的粮油储备买光。 所以，城市就需要紧急调入粮食，来满足明显增加的粮食需求。更重要的是，当民众开始增加买粮的时候，买粮的数量是无法预估的。 人们买粮的数量都是随机行为，一家可能只增加30斤，也可能增加80斤（大米、白面各50斤）。 那么，这个弹性空间就会变成“供应陷阱”，让城市供应者难以抉择。 因为，一旦民众开始增加粮食购买，城市的粮油供应者必须尽可能多调入粮油，同时还必须静悄悄地进行。 如果每家在过去消费的数量上，只增加30斤的需求，那么城市只需要增加调入9000万斤粮食，也就是不到5万吨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城市供应者必然不敢这么做，因为一旦人们买粮稍微多一些，就会造成粮食供应短缺。 其结果，就是人们发现买不到粮食的时候，反而会开始疯狂购买，一家可能购买300斤粮食，那么城市就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入50万吨粮食。 任何一个城市想在一周内调入50万吨粮食，可能除了北京、上海 这样的城市外，其它的城市都很难做到。 而一个城市如果缺粮的话，按照现在极为畅通的通讯方式，会直接通过有线和无线的方式，直接“传染”到其它城市，那就完全无解了。 所以，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当城市居民开始增加购粮的时候，相对稳妥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多调入粮食。 比如说，按照每家增加80斤的采购量，多增加城市的粮食供应。如果按照这个数量，那么城市就需要增加调入2.4亿斤大米白面等成品粮，也就是12万吨。 那么，加上每家正常的20斤的粮食需求，总共需要调入3亿斤粮食，合15万吨。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在半个月内，保障这个数量级的粮食供应，那么这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可以说是很安全的。 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就不用担心粮荒的发生。 但是，半个月内调入15万吨粮食，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物流，都是巨大的压力。 按照正常30吨的货运卡车，需要5000趟运输，而且还不包括将粮食分销到各个超市。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供应，在短期内需要15万吨的粮食，那么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就会明显出问题。

当城市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必然会形成中观和宏观粮食供需的显著冲突。 中国城镇人口按照8亿计算，而且假设其中6亿人具有自己固定场所，也就相当于60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 如果每个城市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15万吨的粮食供应这些固定住家，那么60个城市就在短时间需要900万吨的大米白面等成品粮。 另外，小麦、稻谷等原粮加工成大米和白面的出粮率大致为70%，那么这些增加的需求进行大致折算，大约为小麦稻谷等1300万吨的原粮需求。 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只占中国每月粮食消耗的三分之一左右。 问题在于，这样的需求将是突然增加的需求，需要在短时间内处理解决的需求。 首先，它将给粮食加工供应系统的运转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粮食供应系统来说，问题并不在加工能力，而是在于粮食采购能力，以及粮食分销能力。打个比方，本来某家粮食加工企业一天加工100吨，但是突然来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这家粮食加工企业要把每天的常规加工量从100吨增加到200吨，另外还要在一周内再增加每天200吨的短时加工量。 这家粮食加工企业，就开始面对巨大的生产压力。 而生产压力并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本身，而是原材料的采购、储存以及成品的运输。首先，加工量增加到以前的4倍，只需要多开动机器，把一班变成三班倒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关键问题还出在原材料采购上，到底采购多少合适。 按道理，加工量是以前的4倍，那么粮食加工企业考虑到原材料供应问题，就最少要增加6倍的采购量。 也就是本来每周采购100吨 ，但是当周就要增加500吨的新增采购量，当周总采购量达到600吨。 其中，400吨作为产量增加后的生产消耗，200吨作为当周增加的库存，为保证后续产量的平衡。 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整个社会的粮食加工企业，都按照生产量的150%进行采购，那么社会需要增加1300万吨X150%=1950万吨，也就是将近2000万吨。 考虑到中国了粮食生产中，大部分的粮食都用于饲料和榨油等功能，因此人们吃的主粮生产比例较低。 这2000万吨的小麦和稻米需求，基本上占了一个月全国小麦和稻米的生产量，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重要的是，在6、7、8三个月中，中国的粮食链条更加脆弱。 在社会正常消耗的基础上，增加2000万吨的粮食消耗，意味着中国粮食链条随时可以断裂。 因为，如果粮食库存不够2000万吨，突然在社会上增加如此大量的粮食收购，会直接让粮价涨到天上。 即使粮食来源能够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小麦和稻谷的收购、加工、储运、分销、销售等等各个环节，本身也是难上加难的巨大工程。将1000万吨左右的大米和白面分销到各个城镇，也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运输粮食最低成本的手段是铁路，铁路的运力也非常大。 但是，要想快速运输1000万吨左右的粮食，也是难度极大。 更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各大中小城市是粮食需求的主要目的地，因为东南沿海聚集了主要的大城市群。 同时，东北和中西部则是主要的粮食供给地。 可以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和需求地相聚太远，更增加了运输的时间、成本和难度。 可以说，鉴于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以及中国产粮和销粮区的分布不合理，加上粮食生产和运输系统的不合理，一旦城市出现粮食购买而形成的缺粮，即使粮食库存较大，也很难供应得上粮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