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础问题在农村,爆发点在城市。进入1970年代后,上山下乡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需要更多的食品、穿衣、居住等条件。 所以,体制折腾到后来之后,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如果中国还处于封闭环境,无法引入西方的工业化技术,粮食早已经不够吃,体制经济也很早就已经瓦解。 进入1990年代后,体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且,1990年代后的“新条块分割”系统,就靠着低粮价维持,通过低粮价导致低地价-耕地价格。体制可以通过低价征地,支持“招商引资”、血汗工厂、房地产暴利,还可以随意挖矿和污染相关环境。 体制通过收买城市,让城市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才能够保持其合法性。 所以,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推动阶段,而这些经济推动的结果都导致耕地持续减少,到后来变成急剧减少。 耕地急剧减少、农民放弃种粮,导致粮食供需缺口急剧增大,进而引发严重通胀,然后社会再次进入动荡。 这就是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经济的必然模式。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体制通过粮食供应的三个方面努力,奠定了体制生存的基础。 随着三个方面的努力,体制大力、全面深入推广工业化的农业技术应用、大量的粮食进口、毒化食品技术;缓解了两方面的矛盾,也就是社会粮食需求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少耕地的矛盾;两方面矛盾的缓解,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粮食缺口。 随着越来越多的耕地受到毁灭性破坏,体制更积极地引入更加高产的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激素等等。 同时,体制从早期的棕榈油进口,逐渐开始实施大豆进口,进而再变成超大规模的大豆、棕榈油和豆油进口。 在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再迅速增加猪肉进口,从最初从美国进口,后来演变成从英国进口;更重要的是,从猪肉进口延伸到猪内脏、猪头、猪蹄等“猪下水”进口。 而且,“猪下水”进口以走私方式实现,更容易让民众忽略粮食缺口。 更重要的是,体制通过各种方式,让人们忽略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 很多人听郎咸平的讲演,说外国粮商控制了中国民众的餐桌。 而郎咸平的论调就是用“帝国主义阴谋论”,成功转移民众对耕地的缺口的注意。 因为,如果不进行转移,民众认识到巨大的粮食缺口,以及粮食缺口背后的耕地缺口,就会产生巨大的反应,体制对中国的控制可以迅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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